固此，贾谊曾将一偏《谏铸钱疏》上奏于刘荣的祖父，汉文帝刘恒。
然这偏奏疏之中，主要是阐述了三个个重要的命题。
其一，因为民间铸钱者多杂以铅铁，违反了朝廷的规定而导致“黥罪积下”，“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贾谊认为这是“悬法以诱民，使人陷阱”。
第二，因民间私铸，导致钱法混乱，“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而其三，因民间铸钱者日多而影响农业生产，“今农事弃。
贾谊还提出，朝廷应垄断铜矿资源，并垄断铸币，这有七大利处：一，将铜矿收归汉廷垄断，可减少私铸犯罪。
二，铜钱皆由汉廷官方铸造，标准统一，民众用钱不必相互猜忌是否是伪劣币。
三，农业才是汉家之根本。人们不再热衷采铜铸币，老老实实从事农业生产。
四，天子可利用铸币权，来调控铜钱的重量，从而来调控物价。
五，铜矿可铸币，也可铸成兵器，铜即是财富的代表，天子掌控铜矿，可按等级贵贱进行行赏，树立皇帝权威、明确等级之别。
六，天子垄断铜矿，垄断铸币，就可吸收社会剩余财富，充实国库，并抑制商人投机暴利活动。七，汉廷可用多余的铜钱，与匈奴争夺民心。
而且，贾谊还还曾向文帝上书，进一步的阐述了，禁止民间铸钱的具体措施，即由政府控制铸币所用之铜。
贾谊当时的关点是非常的直接了当的，只要禁止民间私自采铜，私铸问题便迎刃而解。
强烈反对文帝钱法的另一代表人物是贾山，这位大人在历史之上，虽然不怎么有名，但确实个标标准准的“反秦志士”。
也不知道这位仁兄当初是怎么想的，文帝一生除了宠信个佞臣邓通以及被新垣平坑了一把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其他过多的污点。
更是被汉家天下之百姓称呼为圣天子，然贾山却却是为了劝谏文帝，便写下来一篇奏疏，名曰：《至言》。
然其为了劝谏文帝做个好皇帝，可可谓是煞费苦心，将始皇嬴政，乃至其先祖皆数落了个遍。
而这位仁兄是认为:“钱者，亡用之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
贾山认为货币是无用之物，虽然可以用来获得富贵,但其本身只是财富的代表符号，没有任何价值。
然贾谊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发去分析民间铸钱之弊的，而贾山则主要是从加强君主权力的政治角度来反对民间铸钱的，与韩非所说的臣制财利日壅简直是如出一辙，韩非即认为财利乃“人主之所独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
在君主专制时代，富贵什么的通通应操纵在皇帝自己手中，皇帝本就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皇帝让谁富贵，谁才能富贵之。
既然金钱可以用来交换富贵，而且金钱还是衡量富贵的标准，那么铸币权当然也应由国家、皇帝所操纵。
贾山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垄断与君主专制之间的关系。
然经过深思熟虑后，文帝还是没有采纳贾谊以及贾山的谏言。
其中还是有许多自身的考虑的。
首先，文帝不是被自己的老子刘邦指定的接班人，乃是由功臣派与刘姓皇族派共同推选出来的皇帝，在礼法之上非常的弱势。
其二，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派在朝中势力太大，若是贸然下诏交铸币权收归朝廷，必然会遭到诸侯王的不满。
皇帝之所以能为皇帝，那也得是帝国所有人承认你是皇帝，那你才是皇帝。
早在推选皇帝之初，周勃便曾说过，当今天下，乃是刘姓之天下，高皇帝之天下。
但老刘家可不是只有文帝一人，那还有一群眼巴巴看着的人看着呢。
在与功臣派夺权的过程之中，必不可少的要得到刘姓诸侯王的支持。
且像是早已与朝廷心生嫌隙的刘濞，其最大的产业就是开铜铸钱，若是断了他的财路，指不定其就要举兵造反。
毕竟老刘家的狂人可是不少，刘长当年带着七十个人，四十架马车就敢造反。
被逼急了的刘濞会怎么样，那谁也不知道。
为了最快的恢复汉家的国力，终文帝一朝，除了三次匈奴入侵，便再无战事。
即便是跳出来称帝的赵佗，文帝也只是派陆贾出使南越，令其自去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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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放任民间铸钱的政策，不仅当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后世亦颇有争议，然而无论人们评价如何，事实证明，文帝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至少在经济领域中是这样的。
文帝在位的二十多年之中，“四铢”半两钱在流通中逐渐趋于稳定，对推动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如果说文帝的货币政策是不成功的，便无法解释当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工商业的高度发达，史记中有记载“非遇水早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现象。
刘荣可是曾亲自到太仓中看过，那堆积如山一般的粮食。
文帝货币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允许民间铸钱的自由竞争。
除禁止私铸钱令后，政府为民间铸钱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谁铸的钱质量好、分量足,在流通中自然会受欢迎，反之就会被淘汰，再加上政府的外部监督，使文景时期的货币流通稳定了一段时期。
然而这竞争并不是平等的竞争，民间普通铸币者根本无法与地方郡国和权贵们竞争。《西京杂记》中有记载曰:“邓通得赐蜀铜山，听得铸钱，文字肉好，皆与天子钱同，故富侔人主;时吴王亦有铜山铸钱，故有吴钱微重，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
吴王刘濞与邓通得铜山之利，在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故吴、邓钱布天下”。
在这场铸币的自由竞争中，受益最大的是郡国贵族、豪强和少数与官府相勾结的巨商，由此也暴露了民间放铸的弊端，铸钱收入正是吴王刘濞叛乱的重要经济基础。
我大华夏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盛世，乃是因为文景之时是汉家休养生息政策的高峰，同时也是货币政策最宽松的时候，即放任民间私铸，在宽松政策的背后是国家经济的全面复苏，国家实力的急剧增长。
然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物极必反，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离政变休养生息政策已为时不远了。
也就是说，国家必然会加大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
在历史上，刘荣的老爹刘启在平定了七国之乱后，于景帝中元六年，颁布了“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禁止民间私铸钱币，逐渐将铸币权收归政府。
然这里的政府有中央政府和郡国政府两层含义，但经过中央对郡国用人权的垄断等措施后，此时的各地方王侯的权力同七国之乱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也就是说，此时的铸钱的的确确向中央政府垄断前进了一步。铸币权的收并过程同中央集权的加强过程是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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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到了刘彘一朝从建元元年开始推行三铢钱，到元鼎四年五铢钱的确立，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间，先后，进行了六次钱法改革，汉代的货币政策才最后确立下来。
建元元年，刘彘便开始推行三铢钱，重如其文，这是汉代以来第一次实现了货币名称与重量的统一。
但是，政府却规定，在流通中，三铢钱作为法定货币，与文景时的四铢“半两”钱等价使用，带有明显的虛币敛财的性质。
铸造这种轻小的货币当然利润会十分丰厚，导致民间盗铸再次盛行,法不能禁，这种以敛财为目的的货币改革很难推行下去。
到建元五年，刘彘废除了三铢钱，恢复文景时期的四铢“半两”.钱，并且进一步改进了钱币的铸作工艺，采取周边有廓的形式，以防止人们磨豁取铜，同时也增加了盗铸的难度，以后成为铸币的标准形式。
元狩四年，刘彘再次推行了三铢钱，并造皮币与白金币。规定皮币值钱四十万，强令王侯宗室朝觐时必须贡纳。
这次货币改革主要是出于增加财政收人的需要，更是为了对付那些地方诸侯王们，要知道刘彘当初仅仅因为献金成色不行，就一次罢黜了106个彻侯。
至于白金币与皮币，更是赤裸裸的聚敛财富的手段，吃相的确是非常的难看。
历史上的颜异就是因为皮币而亡之。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纸币则无从谈起，汉代根本不具备纸币产生的条件。
然只要规定轻小的铸币可以流通，盗铸是难以避免的。尽管汉武帝明令“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仍“不可胜数”。
元狩五年，刘彘又因“三铢钱轻，易奸诈”，下令郡国铸五铢钱，钱币两面皆有周廓，五铢钱被确定为新的货币法定单位，这是五铢钱制的开端。
然而，刘彘的这次货币改革也不彻底，铸币权依然分散于地方郡国，铜材亦未由中央政府垄断，民间盗铸问题仍十分严重，因铸钱而获罪者日多。
史书有言：“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
货币的发行，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身受我大天朝洗礼的刘荣可是对此清楚的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稳定的国家货币政策，是稳定国家的必要条件。
刘荣可是不想像刘彘一样，哪天与匈奴人打起来了，也像刘彘一般，匈奴人还没干翻，先把自己家底打空了，搞得整个汉家千疮百孔。
若不是有先前数代汉家天子的苦心经营，博得的民间百姓对汉家政权的信任。
不等到轮台罪己，可能民间的百姓就要揭竿而起，起来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