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柳河之战，要先从孙阁老督师辽东说起。
当初孙阁老赶走王在晋，自己出马专职督理辽东军务，如此折腾了好几年，最终的局面却是战又不战，可又羞于谈守，进退两难、骑虎难下。朝廷为此弹劾孙阁老和守将马世龙的奏折都快把人们给淹没了。
六月，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上疏，他对孙承宗的布署提出了质疑。他说自古以来的征战中，从没有谁将讨伐之师驻扎于本国边境上数年而不进攻的，更没有见过谁将十余万军队放在离敌军数百里远的地方长期静坐消耗，以至于给养都难以为续的地步。
应对建虏的策略要么就战、要么就守。而战、守应该各有各的方案。如果要“战”，那准备就必须充分，并规划出兵的日期，如此虽然一时有大的开销，但决不会导致长期消耗，可谓一劳永逸；如果要“守”，就要作长期的打算，兵马不需要太多，而堡垒工事要多修筑，如此才能长久稳妥。
如今孙承宗在关宁锦一带布署有多达十四万的军队，每年消耗军需六百万两，既不敢出战，又羞于谈守，如此长期消耗下去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李鲁生又对孙承宗所谓“恢复”之说也提出质疑。他认为孙承宗修筑宁远以后，又继续往前推进到锦、义等地，虽然声称是“恢复”，但实质上不过是占一些建虏丢弃不要的土地。这些地方都没有修筑坚固的工事，一旦建虏进攻，很难保证守军不鱼溃鸟散，而守军果真不能坚守，那么当地所囤积的那么多粮食就有落到后金军手里的危险，这不是变相的资敌吗？
最后，李鲁生阐述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他提出山海关作为北京的门户应该得到加强，只有完备了山海关的防御体系整个关上的军队才有强有力的后盾，这样才能有效的稳固军心和民心。眼下的局面是既没有进攻的能力又没有坚实的城墙，前矛、后盾都不达标，战不能战、守不可守，如此情况下还在为了图一点拓地虚名，派兵去驻扎锦、义等敌前地区，很有可能诱发敌人进攻，若是建虏果真来攻，恐怕又是一场大溃败。
面对朝臣纷纷表示的强烈不满，如此的局面使孙承宗和辽东总兵马世龙倍感压力，然而他们在短时期内又无法改观现状，便希望以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缓解当前的窘迫。故孙、马二人开始谋划袭击耀州，最终导演了柳河之战。
纵观孙阁老的简历，孙阁老早年曾经先在大理寺右丞姜壁家中做家庭教师，因为教学成绩优异，被推荐道兵备道房守士等朝中官员的家中继续做家庭教师。后来，因为兵备道房守士升任大同巡抚，于是孙阁老也一同随行去了大同，嗯，在大同的这段时间孙阁老还是做家庭教师，而孙阁老的兵法就是在大同期间和大同守城的士兵学的。
万历三十二年孙承宗进士及第，从翰林院编修开始做起，一路做到天启皇帝的老师，天启元年，沈阳、辽阳先后被攻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兵部尚书崔景荣因此下课。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自己人孙承宗以礼部侍郎升为兵部尚书、入阁大学士。四个月后，孙阁老赶走了曾经历过壬辰倭乱的辽东经略王在晋，自己出马专职督理辽东军务。
再看马总兵的履历，武举人，开始就是个宣府游击，天启二年做到了永平副总兵的位置，然后被管理兵部的孙承宗看重，从此开始了他的火箭升迁之路，工作没多长时间转正为三屯营总兵，又没多长时间成为了山海关总兵，这个名义上关外唯一名副其实的总兵，然后被孙承宗登台拜将，完成了无数将领苦苦追求的梦想，成为了关外乃至整个明朝最高的军事将领。
孙阁老在辽东还是坐的很稳，因为他是文官，又能向朝廷要来钱粮，辽东上下还是很拥护的，只需要顶住来自朝廷的压力。
而马世龙在辽东日子就不好过了，对上，他是关外唯一的总兵，弹劾孙阁老的折子一样不会少了他，弹劾他贪污冒饷的可能没有孙阁老。所以，弹劾马世龙的折子比孙阁老的更多，更关键的是他没有一个皇帝学生，面对弹劾，他顶不住。而对下呢，边军多看不起他，问题是，马总兵升迁这么快，可是马总兵的功劳在哪里？找来找去不要说名垂青史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就是一个正常将领应该有的那种装点门面的小胜利都没有，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凭什么爬到大家头上去作威作福？
想要赢得别人的尊重，靠的是实力，这也包括你的背景家世；但如果想要赢得别人发自心底的尊重，靠的就是你自己。在社会如此，在军队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也是规矩。
正当孙阁老和马总兵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立功的大好机会。
天启五年，辽东爆发灾荒，奴儿哈赤颁布“杀穷令”采取了最严厉最血腥的手段大肆杀戮辽东汉人，大量的百姓抱着九死一生的决心逃往锦州，而在这些难民中有一个生员刘伯强，带来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消息：
建奴在耀州，只有不到三百人守兵。
孙阁老和马总兵大喜，哈哈大笑，真是天助我也，打三百守兵的耀州最好，多了他可不敢去打。于是，经过一番严密的探讨，然后再对关内外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并且反复推演进攻计划，对于歼灭耀州这三百建虏要力求万无一失。
临出发前马总兵让水陆两军在二十七日会合，协同进攻，急于求成的马总兵在这里下的是死命令，必须克日渡河。
马总兵的这次秘密行动，可谓精锐尽出，为首的先锋是副总兵鲁之甲，率领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一个车营共计七千人，可谓兵坚甲利，应有尽有。后面还自己带着大军以为后援。
可是从右屯到耀州，必须渡过柳河，换句话说除了鲁之甲这七千人还得有水军。
这点马总兵早已安排，让水军游击金冠率水军帮助鲁之甲部渡河。
如果事情按照计划的安排，鲁之甲渡河，神不知鬼不觉杀到耀州，柳河之败就要变成耀州大捷了。
这事坏就坏在了金冠身上，金冠率的是水军。帆船在海上须借助风力，如果运气不好，没风，那一定会耽误时日，所以水师是不能约定死日期的，这是个常识，可是马世龙作为总兵，却不知道，他是个旱鸭子。
鲁之甲到了柳河，可金冠的水军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没有水军就没有船，没有船就无法渡河，无法渡河就无法偷袭耀州建立盖世功勋。
鲁之甲在这边干着急，可金冠的水师却没有来。那么柳河边上的明军没船渡河。
本着没困难要过河，有困难想办法也要过河的工作态度，鲁之甲找到了船，不过这个船载客量有点小，因为它是是渔船。
六七条渔船，一条渔船六个人，还有两个负责撑杆划船，也就是实际每只船往返一次能载四个人，几只船加到一起一次都不够二十人。
要是靠这样的“水军”渡河估计鲁之甲可以在这边过年了，所以鲁之甲一面命令渔船开足马力全力渡河，另一面开始组织人手修筑浮桥，保证大部队渡河。
要是正常的进攻，鲁之甲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他忘记了他这次身负的使命是偷袭耀州而正面进攻耀州。
鲁之甲这边忙着用渔船渡河，那边忙着修筑浮桥，就是没记得派几个人去耀州看看。
经过四天四夜的赶工，浮桥终于修好了，而渔船也渡过去大约一千人，鲁之甲当即宣布：
“全军过河！”
这鲁之甲的副总兵也不知道是怎么当上去的，估计也是和马总兵一样，靠的是裙带关系，而不是真本事，他们在这柳河边喧喧闹闹的折腾了四天四夜，莫非以为人家耀州守军也和他们一样，听说有人来攻，就全军收缩躲到城里？
当鲁之甲一马当先踏上河对岸的时候，还没站稳脚跟，忽然一声炮声响，宛如一道惊雷，让毫无防备的明军猝不及防，然后就是遍布四周的灯火和喊杀声，这一切都让已经过河的大军乱了阵脚，不知所措，不知有多少敌人，不知敌人在哪个方位。
一群毫无战斗经验的精锐知道自己中了埋伏，众人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向浮桥，这时候什么军队纪律，主将命令什么的，早就忘到爪蛙国去了。
步兵和步兵挤在一起，骑兵踏着步兵的身体奔驰而去，还有正渡到一半不知所措的，步兵、骑兵，人和马，要渡河的和要回去的，浮桥上乱作一团，而河岸边准备渡河还未渡河的将士眼瞅不妙，为了不让后金追杀过来，砍断浮桥二话不说扭头就跑。
当主将鲁之甲战死的那一刻，这柳河边的七千精锐也就烟消云散了。前锋全部被歼，后队惊恐溃散。
这一晚，在柳河的上空，火把的明亮，战斗的喊杀声，战斗的哀嚎声，人喊马嘶，人掉落河里的响声，不绝于耳，明朝七千精锐被皇太极所率领的三百后金军和凑数的两三百后金男子打的惨败，主将副总兵鲁之甲战死，副将参将李承先战死，辎重、装备、战马遗留无数，战死人数无法统计。
这是马总兵的“处女秀”，阴错阳差以完败而告终，严格来讲，柳河之战的计划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没有水军迟到延误渡河，如果这七千精锐有一定的实战经验，面对建虏可以稳住阵脚不乱，如果……，现实哪来那么多如果。
柳河惨败之后，大学士孙承宗上奏朝廷的说法是，关外哨探巡河陷没。
孙阁老说哨探巡河陷没的原意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只说的“巡河陷没”，那就是例行公干的时候出了意外，并非领导人精心策划的“进攻”，这样就不存在领导责任了，而“哨”是代表在敌占区行动，出现意外败了那是正常情况，和孙大人、马总兵自然是无关了，而李、鲁二将已经战死，那么追究责任多半会改成追悼，所以事情也就到此完结了。
但是，孙阁老忘了，现在已经是天启五年九月了，已经是朝中遍布阉党、魏公公一人独大的时候了。更何况，一个哨探巡河陷没能没了六万多人，这关外的一哨人马是不是太夸张了点？
有魏公公惦记着他，孙阁老这份奏疏还没上，关于柳河之战的军情就已经摆在了天启皇帝的案头。也就意味着，战败已经朝野尽知了。特别是随着京师日报的刊登。各种关系柳河兵败的细节，失败的各处责任点都被分析的头头是道。
十月，在朝野汹汹舆论的压力下，孙承宗终于是向天启皇帝上疏辞职了。不管怎么说，孙阁老也是天启皇帝的老师，为了尊师重道，天启皇帝还是加封孙承宗光禄大夫，然后赏了个中书舍人给他儿子，派人护送孙承宗回老家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