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那个翻译公司打了电话问上次的稿子是否还行，却被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根本没收到我的翻译稿，打我电话也打不通。像我这么没交代的人，以后不用再合作了。
我吃惊地翻查邮件，恨不得把脑门子拍扁了，那天糊里糊涂，把稿子发给了子越，难怪他第二天说我做私活呢。
不过身体的虚弱也让我有些后怕，决定还是先把身体养好再想着还钱的事情。
过了两周，我的脸色基本红润起来，身体也好了不少，和保姆时间久了闲聊，她有次看似无意地说她是某个花园山庄长做的，那里一年内前后住过三个女人。我听了不觉得什么，子越的花是人所共知的，我也不算他什么人，更是从来没对他抱过什么幻想。
楼下有间花店，服务生是个挺可爱的小妹妹，我常常下去和她聊聊花，学学插花。有天我正带着一捧花兴冲冲回来，子越过来了，看我那么高兴，他也受了感染，微笑起来，嘱咐保姆晚饭他也在这里吃。
那是我第一次平静地和他吃着一餐饭，和煦的暖风从窗户徐徐吹来，仿似最寻常的人家，吃着家常便饭。记得以前应付饭局时，他总会叫服务员为他倒杯白开水，我也给他倒了一杯放在他手边。他很自然地接过喝了一口。
一边吃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我很惊讶我和他也能有这么平静面对的时候。他身上对我的恨意和戾气，不知何时，已经消失殆尽。
饭后，他提议出去走走，我欣然应允。四月底的天气，正是春山暖日和风，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的季节。
小区外有个不算小的公园，有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老奶奶们锻炼着身体，也有年轻的爸爸妈妈陪着孩子放风筝玩游戏，也有情侣们双双对对牵手溜达着。
走到公园里的人工湖旁，湖面带风，映着残阳斑驳，倒也有些情致。我在一棵柳树旁的大石头上坐下，他站在我旁边，随口和我聊着，他外祖父外祖母“文革”时受迫害，他和父母一直在农村待了很久。小时候没吃的就去偷地瓜，还被生产队抓起来关小黑屋。好在没多久就平反了，他父亲回去做了某市的公安局长。
也许是心情轻松，他那天说了很多，我第一次知道他的一些经历，却不知怎么接话。只是静静听着。
从公园出来的时候，有个小女孩跑过来说：“叔叔，给……”她看着我犹豫了，停顿了下说：“给这个姐姐买束花吧。”我扑哧笑出声。他皮笑肉不笑地付了钱。十一支玫瑰，据说是一心一意一生一世，可我和子越，不可能这样。
回了屋子，我小心地把玫瑰插起来，摆出了点姿态，子越抽抽嘴角，说：“楼下的花店没白跑，你摆弄过的花儿还真不一样了。”
我得意地笑笑，一转头却迎上了他温柔的目光。我的心，第一次在他面前怦的跳了一下，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他的温柔。
我掩饰似的笑笑，找着话题避开他的眸子：“我身体已经好了。该回去住了。”
他神色一凝，半晌“嗯”了一声算是答应。我继续道：“钱，我会……”“慢慢还”三个字还没出口，已经被他粗暴地打断，“别说扫兴的。”我噤声了。
可是我的话已经把他的兴扫了，他的表情又变得冰冷，似乎刚才的温柔只是我的错觉，他转身到客厅将公文包取上，走过我身边冷声道：“别再做私活，好好工作，就算是还钱了。”
我一愣：“这也行？”
他一挥手，有些不耐：“我说行就行。这几年不给你涨工资，就当扣了。”说完快步离开，只留下一声很响的关门声。
我有些失神地坐在沙发上算计，不涨工资，也相当于一月还了一千多，想想也算是个主意。心里稍稍松些。
正准备再休息两三天，顺便把东西收拾收拾，就搬回去，忽然接到了小丽的电话，吞吞吐吐问我在哪儿。说有人看到了我和冯总一起在公园散步，现在大家都传我做了冯总的情人。我语塞。我想说我没有，我一直在拒绝他这个要求。可是事实上，我有过他的孩子，我住在他的房子里，被他的保姆照顾着……我到底算什么？我内心的坚持，无法解释我造成的现状。
小丽的电话，让我害怕了，我不敢再去公司，窝在子越那里好几天想着该怎么办，却想不明白。去公司，无法面对飞短流长，不去，没法还钱，辞职？子越不会放过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