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悠扬的钟声在京城上空响起时，原本寂静的大街小巷里顷刻之间成为了欢乐的海洋，鞭炮齐鸣，烟花漫天，百姓们在爆竹声中迎来了天启六年。
少傅府。
李宏宇与秦月等人在阁楼顶楼欣赏着美丽的焰火胜景，一年间只有除夕之夜才能目睹如此绚烂的景色。
不过，相对于眼前的绚烂景色，李宏宇的心情则显得有些沉郁，过去一年里实在是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如果一句话来概括李宏宇现在的心情，那么无疑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京城这个名利场里历来就不发成功者，当然也会有失败者。
与兴高采烈的百姓们相比，官场上的官员无疑是悲喜两重天，原齐楚浙等派系的官员们买来了众多的烟火爆竹来燃放，一派喜庆洋洋的景象。
而东林党的官员们则寂静无声，显得一派死寂，别说燃放烟花了，就是连个人声都没有，好像家中没人似的，跟周围热闹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过去的一年里，东林党的官员们可谓经历了大喜大悲，先是意气风发地执掌了朝政，可谓大权在握。
可谁想到，就在他们踌躇满志地想要打垮魏忠贤除掉这个掣肘时，却遭遇了东林党诞生以来最大的挫折，魏忠贤用封疆案一拳打趴了东林党，使得其元气大伤。
通过封疆案以及由此牵扯出的其他案子，东林党被牵涉其中而被夺官者达三百余人，下狱处死及流放边地者数十人，齐楚浙等派系的官员一举报了京察时被东林党大肆打压的仇。
令人感到扼腕的是，谁能想到曾经的“东林势盛，众正盈朝”的东林党竟会如此不堪一击，短短数月间就被魏忠贤清洗殆尽。
表面上看起来，是魏忠贤的胜利，但很显然天启皇帝才是最大的赢家，如果没有天启皇帝支持的话魏忠贤又如何能调动东厂和锦衣卫，对东林党发动雷霆般的攻势？
至于天启皇帝受到了魏忠贤蛊惑和欺骗的说法，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从历史资料上来看，封疆案后东林党虽然受到了重创但并没有被清除，与“阉党”一直斗到了明亡。
如果天启皇帝被魏忠贤所骗的话，那么魏忠贤肯定会向东林党清扫齐楚浙等派系那样，把东林党连根拔起，可他却没有那样做，显然受到了某种约束，而这种约束只可能来自天启皇帝。
故而，今年过年皇宫里也特别的热闹和喜庆，天启皇帝重赏了宫里的妃嫔和内侍、宫女，共贺新禧，从今以后朝中将无人能在对他进行掣肘。
或许这就是大明的天子为何一直善待勋贵集团的原因，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要文官集团无法掌握兵权，那么任凭他们如何闹都不足为惧。
以东林党为力，别看东林党占据了京城各大部院主官的位子，但在魏忠贤调动东厂和锦衣卫后，可谓一夕之间就分崩离析，丝毫也没有还手之力。
换句话而言，由于明朝的文武系统彻底分开，并且废除了大权独揽的丞相，再加上设立内阁抑制六部，这就使得明朝的文官集团实际上对皇权有着非常大的依附感。
或许，这是明朝皇帝善待文官集团的最根本原因，因为文官集团很难对皇权形成真正的挑战，即便是有也只是昙花一现。
自从来到京城后，李宏宇就忙着安抚惊魂未定的东林党官员，与韩爌等人东林党大佬见面。
原本，东林党以为他们已经掌控了朝局，结果在魏忠贤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下束手无策，这其中的反差令众东林党官员心中感到莫名的惊恐，也使得他们意识到了天启皇帝的重要，失去了天启皇帝的庇护他们可就什么都不是了。
元宵节后，在天启六年的第一次大朝上，天启皇帝下诏，任命文渊阁大学士韩爌为内阁首辅，这使得人心惶惶的东林党官员们顿时松了一口气。
韩爌是东林党的大佬，不属于东林党激进派的一员，天启五年因为平定山东妖贼徐鸿儒有功，故而加封为少师、太子太师，一举超过李宏宇成为文官集团中地位仅次于叶向高的人。
本来，叶向高离职后理应由韩爌为内阁首辅，但东林党处于风雨飘摇中，故而韩爌能否接任就成为了一个未知数。
现在，天启皇帝下诏令韩爌担任内阁首辅，无疑是对朝堂上剩下的那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东林党人的极大安抚，意味着皇帝皇帝并没有抛弃东林党。
当然了，天启皇帝原本就没有根除东林党的意思，故而虽然东林党这次元气大伤，但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一劫。
随着天启皇帝的这道诏谕，封疆案以及与其牵连出来的各种案子将尘埃落定，东林党的官员们终于可以睡上一个安稳觉。
与此同时，天启皇帝下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是他自登基起就想要实行的事情，可惜由于文官集团的反对一直无法实施，如今终于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总体而言，天启皇帝的这次改革分为四大部分：
首先是降低百姓的田赋负担，因为近年来战事频起故而兴费颇重而小民困累极矣，故免天下宿逋一年，以补纾目前新旧并征之苦，小民拖欠者尽行蠲免。
其次是降低百姓养马的负担，根据明朝的律法，大明的马户需要在家里养朝廷的军马，一旦马匹生病、死亡或者被认为变得瘦弱了就会被要求赔偿，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根据天启皇帝这道诏书，以后出现类似情况如果经过勘察后，养马户无作践情弊的准免陪补。
之所以要提到马户，自然跟大明近来战事不断有关，边疆上有后金军的袭扰，内部又有白莲教造反，为此朝廷现在迫切需要马匹来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使得韩爌得以加封少师的徐鸿儒就属于白莲教，是白莲教的一支。
第三，天启皇帝终于向商税开刀，既然减少了田税那么自然要增加商税来充实军费。
各路关津隘口，商货经由处所，曾经万历二十七年等年设立征榷者，近因新旧兵饷诎乏至极，暂议开复。
天启皇帝的这个决定其实也不算是过激，只是把万历年间新增但被东林党废除的一部分商税给重新恢复了。
最后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天启皇帝禁止地方衙门私自从商业活动中抽分，有擅立牙行、私抽税钱、网利病民者，抚按官严行查革参奏重治。
所谓“擅立牙行、私抽税钱”，是大明地方官最喜欢干的事，说起来也着实可笑，大明的文官集团一方面反对朝廷征商税，而另一方面则垄断了地方商业活动谋利。
牙行就是贸易的中间商，主要活动包括撮合交易、代商人买卖货物、设仓库保管货物、代政府征收商税等等。
按照律例，明代经营牙行者必须经官府批准，并发给执业凭证和帐簿。
这就使得地方官员通过掌握批准牙行经营资质的权力，进而控制牙行，再通过牙行垄断商业贸易，私发牙贴、私设牙行抽分，而不向朝廷交商税。
至于私设税关，是地方官吏喜欢干的事，收上来的商税就直接进入地方小金库。
这也是为何万历皇帝派税监下去征税那么招人恨，这完全就是抢了牙行的利润和地方官僚自己税关的税源，故而遭到地方豪强的激烈抵制，暴乱四起，不仅把征税的人杀了，有的还把税收衙门都给一把火烧了。
当然了，地方官吏们肯定不会承认“擅立牙行、私抽税钱”，而是把所有的污水都泼向了那些税监，说其如何如何扰乱地方和欺压百姓等等。
然而其根源，还是地方官吏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京城官员的利益被触动，故而进行的反击。
“唉！”
虽然李宏宇早就知道天启皇帝会拿牙行和税钱开刀，但亲耳听见了天启皇帝所下的圣旨后还是不由得暗中叹了一口气。
可以想象的是，地方官吏和豪强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益受损，一定会想办法进行反抗，在万历年间地方上抗税的事情并不鲜见。
但现在的情形不同，地方官吏和豪强所依仗的京城文官大员们在经历了京察和封疆案后被天启皇帝收拾得服服帖帖，无法再像万历朝时给予他们帮助。
尤为重要的是，这次来执行天启皇帝诏令的首脑不再是文官，而是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魏忠贤，他忠于的可是天启皇帝，故而自然不会对那些抗税的人客气。
换句话而言，李宏宇现在已经嗅到了腥风血雨的味道，当朝廷的政令无法在地方上推行后，如果朝廷不退让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要扫荡地方上的反对势力。
面对这种情形李宏宇没有什么好办法，要想动地方豪强的利益可不容易，那些地方豪强肯定不会束手就擒，就算让他来执行这件事情也免不了刀口见红。
更何况，天启皇帝也不会让李宏宇介入到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来，单单方方面面的人情关系就足够李宏宇头疼，反而是魏忠贤等宦官没有这方面的顾忌。
因此，明朝后期明帝向地方上派税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为了应对国家越来越大的钱财消耗，仅凭矿税无疑是杯水车薪，而田税又是大明的根基所在，故而唯有向商税开刀。
大明文官集团的官员即便不是商税的受益者也都与之关系密切，这也使得宦官们被意外地推上了税监的舞台，其中的是非曲直可谓是一言难尽，难以评说。